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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19日星期四

平评天下: 中国最大一次平衡行动

平评天下: 中国最大一次平衡行动
2010/08/19 10:54:37 AM
●许国平 南方中心总执行长

中国的增长被广泛看作是现代世界的一个经济奇迹。过去三十年其GDP每年增长10%,是世界历史上以如此大规模实现经济变化最大的国家 。

当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时,中国经济似乎只通过增长率的稍微探底就走出来了,然后再次开始了快速增长。

今年的增长从第一季度的11.9%减速到第二季度的10.3%,预计后半年将为9-10%。对一些人来说可能会为此感到担忧。但是,这样高的增长率,尤其在当前黯淡的全球环境下是让世界嫉妒的。

增长组合陷两难

然而,在探底增长后面是一个正在经历转型和变迁的国家,未来的增长组合陷入了两难,未来的经济增长劲力与自然和环境限制形成了冲突。

这些两难和矛盾在上周当我在中国时显得十分明显。该国遭遇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洪水袭击。暴雨和泛滥的河流导致大规模的泥石流发生,致使上周甘肃东北的舟曲地区被淹没,导致1239人死亡,505人仍然失踪。

中国还要执行其气候变化保证的一部分:即到2010年底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的目标。今年第一季度,能源效率有所削弱。因此,政府展开运动来努力强化实现年终目标,要求银行减少给能源密集型企业的贷款,对这些公司的退税也取消,超过2000家落后产能的钢铁、水泥及其它能源密集型企业被责令于9月关闭。

一半住宅须重建

8月7日《中国日报》的头条是一份令人吃惊的报告,未来20年中国现有住宅一半以上将推倒重建。据建设部研究中心主任称,拆除1999年以前建设的住宅将会给新发展提供道路。

他解释说,1949年以前建设的住宅已经走完了50年的寿命期,很多1949-1979年建设的住宅只能满足困难时期的基本需求,并不是长期的,1979-1999年建设的住宅因为空间有限或者缺乏支持设施,不能满足现代居住的需求。

这份报告引发了对现有房屋质量的激烈争论,同时也引发了对如此大规模重建目标带来的环境后果的激烈争论。

据《中国日报》称,每年中国使用的水泥和钢铁占世界的40%,主要用于建设。如果一半的住宅将重建的话,需要山脉和海岸的多少沙、矿石的多少铁来建设新房屋呢?

8月9日在北京举行的南方中心会议上,还讨论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参数。

中国社科院的余永定教授说,中国2002-2007年的高增长是以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开发)和出口为主导。

应坚持退出扩张政策

2008年下半年中国遭受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袭击,出口大幅下降到了占2009年GDP增长-3.5%的比率,这被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31%所抵消,而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8%。

据余教授称,经济的转向是在充足的信贷支持下,由4万亿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方案实现的。大部分的花费都用在了投资,而大部分投资都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生产,以避免产能过剩。

实现V-型反转

中国实现了V型反转,从最低的6%(2009年第一季度)增长上升到11.1%(2010年第一季度)。

此轮反弹中国因为其强有力的财政状况(预算与赤字比低于3%,2.5万亿的美元储备)和健康的银行体系(高资本充足率,低不良贷款率)因而可以使用扩张性政策。

但是,余教授也指出2009年扩张政策的负作用,这些负作用现在抑制了连续性,包括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导致未来低效能,出现废物和产能过剩(这些可能负面影响银行系统);对地方政府财政状况表示担忧;过多流动性(包括驱使房价达到令人眩晕的高度)带来的通胀压力。

这让政府有了从扩张政策的早期退出行动。信贷被紧缩,尤其是对住房开发商和住房购买者的贷款,而人民币被重估。余教授认为尽管全球经济减慢,中国应坚持这个退出政策。

由于新基础设施工程减少、信贷紧缩、房地产泡沫压制、刺激政策的一些效果逐渐停止等原因,中国的增长劲力自今年第二季度以来一直在削弱。

但是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余教授都是乐观的:“中国将可以维持相当的增长率。其财政状况是世界最强的国家之一,其外汇储备也很强。至少从中长期来看没有理由悲观。”

一个大国正在走钢丝

南方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尤马斯阿奎在谈到中国近年来依赖出口维持高增长时说,美国和英国较弱的经济预期意味着不能依赖同样的出口为主导的增长。

他建议通过提高工资水平增加家庭收入、政府转让、增加社会花费等来实现以促进消费为基础的新增长战略。这必须伴随产业的重整。很多出口产品都是专门针对外国市场的,因此出口行业中过剩的产量不能用于生产国内商品。中国因而需要新的工业和投资策略,同时需要收入和需求管理。

收入差距仍大

与此同时,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主任谭卫平则强调了公正、平衡发展的挑战。

虽然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一些不平衡仍然存在,山区、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及流行病区的社会差距大,这些地区是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区。

他指出了环境与自然灾害、新流行病、贫困人口对国际危机很脆弱带来的市场失败风险等挑战。

他还强调了移民趋势,而加强城市化十分困难,因为没有保险机制来保证移民人口的社会安全。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的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2009年城乡收入差距是3.34比1,而1990年的差距是2.2比1,贫困人口的净收入只是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的17%,因此“我们还有很繁重的任务需要去做。”

总的来说,我在中国发现的是,一个大国正在走钢丝,在保持经济增长劲力的同时调整增长的成分,一方面断开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又抑制国内经济中的过热元素,必须在完成人民的增长预期,尤其是移民到城市的民工过更好生活的预期与越来越明显的环境限制与排放最小化之间平衡。

这是一项艰难的平衡工作,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世界将观察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因为这也会给他们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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