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骗吃假新闻报导气难消
吴继宗
曾当任11年记者，10年在 新明日报，最初是在光华日报 。
在1988年5月离开大马前往夏威夷太平洋大学深造，曾担任大马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M)总秘书。
1991年回国后，投入商界，后 进入股票行任股票经纪， 曾应邀在《号外周报》、《新生活報》、《南洋商報》、《光明日报》、《中国報》、《東方日报》、《The Edge》、《 The Star》等撰写股票专文及分析股票，用过钟涛及钟观涛做笔名。 他有10年时间是988电台周一早上新闻时段做股市点评及分享热门股.
目前是《飙股兵法》网站www.stock369.net主笔。2006年考获澳洲昆士兰大学(USQ)工商管理硕士.
出版过了三本书,即《15个政治人物的计時挑战》、《马华黑暗时代》及《股市创富大赢家》，前兩本著作是与资深记者黄迪合著。
台湾骗吃假新闻报导气难消
9月28日是世界新闻日，也刚好是我的生日，原来世界新闻日与我的生日划上等号。
目前是资讯传播非常自由的年代，假新闻更是层出不穷。
星洲日报《求真》版，揭发了各种看似荒缪却又在网络疯传的假资讯。 如之前网传印度某个家庭，因为使用沾了蝙蝠病毒的香蕉叶吃饭而暴毙， 此事已经过证实是假新闻。
也有人曾謡传冠状病毒能通过水来传播，造成人心惶惶，但是后来证实它不是完整和具有感染活性的病毒，所以不代表会直接感染人类。
假新闻和不公的报道在80年代已经出现，我本身也深受其害.
1987年7月间, 当年专门报道马华党争新闻一炮而红的三日刊《大众報》在其革新688期， 刊出一篇《记者王台湾骗吃， 大马人列黑名单》的假新闻。
当时我是大马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M)总秘书，而YAZID OTHMAN是会长，我们是在1987年初到香港参加一项国际新闻工作研讨会，新加坡新闻从业员职工会(SNUJ)也派出整个执委会一行至少有12人出席。
台湾新闻局因为外交的国际公关考量，邀请新加坡SNUJ代表12人及大马NUJM代表两人在香港的国际会议后，到台湾一游。
当时新加坡SNUJ代表被安排住在台北圆山大饭店，而我与会长YAZID OTHMAN，则是被安排住在希尔顿大酒店。
我们马新两国的NUJ代表是受到台湾新闻局邀请到台湾一游，骗吃之说，从何说起。 邀请自然是有出公函的，有白底黑字的。
新闻一出，让我无从辩白，因为整篇报道，扯来扯去，乱写一通，总之，就是要抹黑我们NUJM的领导人。
如果你细读这篇报道，就可以发现报道充斥笔误及缪论。
星洲日报《求真》版，揭发了各种看似荒缪却又在网络疯传的假资讯。 如之前网传印度某个家庭，因为使用沾了蝙蝠病毒的香蕉叶吃饭而暴毙， 此事已经过证实是假新闻。
也有人曾謡传冠状病毒能通过水来传播，造成人心惶惶，但是后来证实它不是完整和具有感染活性的病毒，所以不代表会直接感染人类。
假新闻和不公的报道在80年代已经出现，我本身也深受其害.
1987年7月间, 当年专门报道马华党争新闻一炮而红的三日刊《大众報》在其革新688期， 刊出一篇《记者王台湾骗吃， 大马人列黑名单》的假新闻。
当时我是大马全国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M)总秘书，而YAZID OTHMAN是会长，我们是在1987年初到香港参加一项国际新闻工作研讨会，新加坡新闻从业员职工会(SNUJ)也派出整个执委会一行至少有12人出席。
台湾新闻局因为外交的国际公关考量，邀请新加坡SNUJ代表12人及大马NUJM代表两人在香港的国际会议后，到台湾一游。
当时新加坡SNUJ代表被安排住在台北圆山大饭店，而我与会长YAZID OTHMAN，则是被安排住在希尔顿大酒店。
我们马新两国的NUJ代表是受到台湾新闻局邀请到台湾一游，骗吃之说，从何说起。 邀请自然是有出公函的，有白底黑字的。
新闻一出，让我无从辩白，因为整篇报道，扯来扯去，乱写一通，总之，就是要抹黑我们NUJM的领导人。
如果你细读这篇报道，就可以发现报道充斥笔误及缪论。
如果你细读这篇报道，就可以发现报道充斥笔误及缪论。
开始时，慕容天先生说，以往每年的世界青年育乐营，我国都受邀参加，唯独今年例外，究其原因原来是由于几个害群之马到台湾吃风时乱许诺言而又无法兑现所致，使得我国新闻界在外国的 金招牌被涂黑.
第一段就试图抹黑NUJM领导人,把我国当年没有受邀参加世界青年育乐营的事归咎为NUJM的问题， 世界青年育乐营 有 其遴选标准，NUJM只是作为推荐人，最后决定还是由主办方作出，也许有关方面的预算出了问题，如果真是NUJM的问题，为什么还邀请商报记者呢 ?商报记者也是由NUJM推荐的。
既然不关NUJM的事，把世界青年育乐营扯进来，就是要模糊焦点，就是要试图抹黑NUJM的金字招牌，慕容天先生居心叵测。
报导有一段是这么说的:"据悉，数月前有三两个记者之王受邀到香港出席一项国际新闻工作研讨会，他们是背着马来西亚国旗出席国际会议。
研讨会完毕之后，他们也顺道前往台湾这个山明水秀的宝岛一游，当时获得贵宾室的招待，住的是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出入有专车载送，吃的是山珍海味。 "
我与会长代表NUJM到香港出席一项国际新闻工作研讨会，这是真的。
当时新加坡新闻从业员职工会(SNUJ)，也派出整个执委会一行至少12人参加.
在事前，台湾新闻局基于外交关系的考量，发函邀请新加坡新闻从业员职工会(SNUJ)和大马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M)在香港参加国际会议之后顺道访问台湾，目的是让我们看看台湾的发展状况及拉近马新与台湾的关系。
我们可是受到台湾新闻局邀请访问台湾的，不是到台湾骗吃骗喝，做国际大老千，骗吃之说，根本是无中生有，执笔人的目的是要贬低NUJM领导人,不知道执笔人是受谁人主使，写出这种没有根据事实的不负责任报导。
笔调一转，又说我们回国后一个月，即在7月间，当台湾一行10多人的代表团到吉隆坡访问时要联系NUJM领导人不果。
NUJM 的办公室设在吉隆坡十五碑，有专人驻守。 我从来没有接到这个消息。
执笔人硬要我们吃死雞，我们真的是好冤枉。
我们在台湾是获得台湾新闻局的接待，文中所提的新闻代表团，跟我们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即使这样，如果有电话来要我们NUJM款待吃饭，NUJM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慕容天先生写这篇报道的目的就是要抹黑我们NUJM领导人,指我们是国际大老千，越洋骗吃骗喝，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背着大马国旗到处撞骗。
事实上，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尊严，就是因为有慕容天之流的害群之马，指鹿为马，不根据事实做报导，写新闻当成写小说，天马行空，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名誉才会扫地，专业地位才会被别人看扁。
第一段就试图抹黑NUJM领导人,把我国当年没有受邀参加世界青年育乐营的事归咎为NUJM的问题， 世界青年育乐营 有 其遴选标准，NUJM只是作为推荐人，最后决定还是由主办方作出，也许有关方面的预算出了问题，如果真是NUJM的问题，为什么还邀请商报记者呢 ?商报记者也是由NUJM推荐的。
既然不关NUJM的事，把世界青年育乐营扯进来，就是要模糊焦点，就是要试图抹黑NUJM的金字招牌，慕容天先生居心叵测。
报导有一段是这么说的:"据悉，数月前有三两个记者之王受邀到香港出席一项国际新闻工作研讨会，他们是背着马来西亚国旗出席国际会议。
研讨会完毕之后，他们也顺道前往台湾这个山明水秀的宝岛一游，当时获得贵宾室的招待，住的是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出入有专车载送，吃的是山珍海味。 "
我与会长代表NUJM到香港出席一项国际新闻工作研讨会，这是真的。
当时新加坡新闻从业员职工会(SNUJ)，也派出整个执委会一行至少12人参加.
在事前，台湾新闻局基于外交关系的考量，发函邀请新加坡新闻从业员职工会(SNUJ)和大马新闻从业员职工会(NUJM)在香港参加国际会议之后顺道访问台湾，目的是让我们看看台湾的发展状况及拉近马新与台湾的关系。
我们可是受到台湾新闻局邀请访问台湾的，不是到台湾骗吃骗喝，做国际大老千，骗吃之说，根本是无中生有，执笔人的目的是要贬低NUJM领导人,不知道执笔人是受谁人主使，写出这种没有根据事实的不负责任报导。
笔调一转，又说我们回国后一个月，即在7月间，当台湾一行10多人的代表团到吉隆坡访问时要联系NUJM领导人不果。
NUJM 的办公室设在吉隆坡十五碑，有专人驻守。 我从来没有接到这个消息。
执笔人硬要我们吃死雞，我们真的是好冤枉。
我们在台湾是获得台湾新闻局的接待，文中所提的新闻代表团，跟我们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即使这样，如果有电话来要我们NUJM款待吃饭，NUJM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慕容天先生写这篇报道的目的就是要抹黑我们NUJM领导人,指我们是国际大老千，越洋骗吃骗喝，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背着大马国旗到处撞骗。
事实上，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尊严，就是因为有慕容天之流的害群之马，指鹿为马，不根据事实做报导，写新闻当成写小说，天马行空，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名誉才会扫地，专业地位才会被别人看扁。
后来,《大众报》革新709期在1987年10月14日查明真相后，
作了一篇澄清的报道，但对NUJM的名誉破坏已经造成。
幸好有这篇澄清报道， 让我不用这一生都背负着"国际大老千，越洋骗吃骗喝之污名，这是我担任NUJM总秘书最大的冤屈。 也是当年假新闻的受害者。
如今把当年的这篇报道拿起来细读，发现这是我们 新闻界的害群之马之作 ，相信他当年可能还是我们NUJM的其中一个会员呢。
在我们辛苦的为会员争取福利的时候，竟然有会员们背后抹黑我们 ，真令人心寒，没有良心，没有良知，没有职业道德的，有损我国新闻工作者的尊严。
在我担任NUJM总秘书的时候，这种不公不义的报道也还不止这一宗。
当我担任NUJM总秘书时，我发现媒体很少发布我们的声明。即使有使用，它们也仅用作填版位，放在不明显的位置。如果是丑闻，报 章肯定是放大处理，刊登在头版头条或显著版位。
不难理解，这是因为所有报纸都在政府的间接控制之下，因为报社每年得更新出版准证，而NUJM在维护新闻自由的问题上，始终站在最前线。
NUJM的会长YAZID OTHMAN，在访问日本期间涉嫌不当行为，而面对调查，《新海峡时报》（NST）发表了这条新闻，在报纸上占据了相当大的空间，而且还有后续新闻。
当时，会长YAZID OTHMAN以东協新闻从业员联合会(CAJ)会长的身份访问日本，出席与日本新闻协会联办的课程，这是日本新闻协会(NSK)为了让东协新闻从业员了解日本的文化及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而主办的课程，课程维持40 天，每个东协国家都派出3个新闻从业员参加，当年，曾锦标代表新明日报出席。每日新闻(BERITA HARIAN)派出HANNAFIA参加，星洲日报的代表是许春.
我记得YAZID OTHMAN 作为CAJ会长，只是参加两个星期而已，因为这是NSK-CAJ FELLOWSHIP PROGRAM 来到第10届，日本新闻协会为示隆重，特邀也是CAJ会长的YAZID OTHMAN也出席结尾的课程及仪式，但，没想到他会牵涉到非礼新加坡女记者的事件，此事我们NUJM有设立一个特别小组来调查，因为新加坡SNUJ有发来投诉信，我们首先就暂时冻结YAZID OTHMAN的会长职位。
YAZID OTHMAN 自然感到不满，他请到大马一个很著名的律师DOMINIC PUTHUCHEARY为他写一封信，而且还亲自带他到NUJM办公楼交信。
DOMINIC PUTHUCHEARY 曾经是一个很出名的工会领袖，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提到他这一号人物，他与另一个工会领导人林清祥齐名.
YAZID请得动他，想必是两人都是工会领导人背景，惺惺相惜的关系吧！
那时，新海峡时报(NST)集团旗下一家子公司的记者打电话给我，问我如何处理有关的律师信，该律师信由被冻结职务的NUJM会长YAZID OTHMAN发出。
我与该记者的简短的对话如下：
该记者问:「NUJM将采取什么行动？」
我回答说：“我已指示我们的律师答复。”
该记者继续说：“你能给我信件的副本吗？
我说：“对不起，我不能给你，因为我现在没有。但是，我们的律师刚刚读了给我听有关信的内容，我已指示他如是答复。”
新闻在第二天见报：
“NUJM已经回复了其被停职会长的律师信。NUJM总秘书吳继宗在电话采访中说，他已指示NUJM法律顾问回覆被停职会长发出的信。但是，吴先生说他不知道这封信的内容。”
阅读这最后一行时，我几乎晕倒了。这种写法，暗示我是愚蠢，无能的总秘书，我无法做出我自己的判断，不得不将一切交给律师。
这对我的组织不利。尽管这只是一条跟进新闻，但它显示了媒体是如何操控读者的。
该记者可能会说他正确地理解了我的陈述，因为如果没有保留信件的副本，那将意味着我不知道信的内容，但，律师已经把信的内容读给我听了，该记者的写法歪曲了事实。
由于指控 YAZID OTHMAN非礼的新加坡女记者没有出席我们的听证会，因此，此事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据当年参加NSK-CAJ Fellowship 新闻课程的参加者曾锦标说，这件事恐怕是一个误会，当时该女记者可能喝了酒，摇摇欲坠，YAZID 出于好心，上前扶她时，可能不小心动到她的胸部。
YAZID 有可能是无心之过，女记者虽几分醉，但醒来时，依稀记得有人动到她的胸部，于是就作出投诉。
在去日本之前，我与YAZID到香港开会，后到台湾访问，我们同住一房，都发现他很守规矩，不是好色之徒。因此，YAZID 在日本的所谓非礼事件，很大可能是一场天大误会。
当时YAZID 要求NUJM让DOMINIC PUTHUCHEARY作为他的代表律師，列席我们的内部调查听证会，我们以这是内部事务为由，没有答应.
我们的代表有到印尼去见印尼的证人，以听取这个印尼记者的证词。
当时YAZID 要求NUJM让DOMINIC PUTHUCHEARY作为他的代表律師，列席我们的内部调查听证会，我们以这是内部事务为由，没有答应.
我们的代表有到印尼去见印尼的证人，以听取这个印尼记者的证词。
后来此事因为证据不足而被推翻，但，YAZID 却被他的雇主UTUSAN MALAYSIA(马来前锋报)开除， NUJM 聘请熟悉劳工法令的名律师BONIFACE LOBO为他辨护，结果在1991年，NUJM打赢了官司，YAZID获准回到UTUSAN 上班，想来他被停职几年，也不会好过。不过，我们NUJM 也帮了他，还了他的清白，让他得到赔偿，给回他工作，NUJM始终坚持它保护会员的正义及神圣的使命.
1987年5月21日，NUJM会员之一的陈珍妮（Jenny Chin）在新加坡与另外15名涉嫌搞地下活动，一起被新加坡当局引用内安法令(ISA)逮捕。
1987年6月9日，我和副秘书PETER KANDIAH及财政ROSMANIZAN ABDULLAH到新加坡，目的是要拜会新加坡的内政部长。在我们到达之前，我们已经与新加坡最高专员 署寻求帮助，到达后，我们还致电新加坡内政部试图与部长敲定会面的时间及日期。但是，当局没有给予肯定的答案。随着时间的紧迫，我们直接前往新加坡内政部，试图求見内政部长，並提呈一份请愿书。
自然，我们没有见到部长，但是，该部的官员接了我们的请愿书。
后来，我们告诉新加坡媒体我们此行的目的及经过。
第二天，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大马NUJM代表团试图求见内政部长，以要求新加坡释放其会员陈珍妮（Jenny Chin），但因为没有事前敲定约会，没有得逞。
这是另一个说明媒体如何操控读者的例子。任何阅读这条新闻的人都会说，大马NUJM代表团是不合理的，试图在没有事先约定的情况之下就想闖入内政部见部长。
该报导未提及大马NUJM代表团为寻求安排敲定约见新加坡内政部长所做的努力。
实际上，如果媒体报道了大马NUJM寻求约见内长的努力，那么，读者会认为新加坡当局也具备官僚主义，对来自邻国的团体的领导人施加繁文缛节。
但是，如果你与写新闻的记者接触，他可能会说他是公正，客观和明确的，因为读者不会对我为敲定一个约会付出的努力，感到兴趣。
他可能会争辩说，他已经报导了一个事实，即我们未经约会便想见内长，结果，失败告终。
但是，他是不是也在隐瞒了一些重要的细节呢？
该记者的报导是不是在暗示，我国代表团的行动是不成熟和不专业的？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都是在报导别人的人和事，作为NUJM总秘书，我成为被采访及写作的对象时，看到别人如何下笔，真是有苦自己知，看到不实的报导，真是百口莫辩，我们要怎样去理会别人如何说，我们只有努力做好自己，无怨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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